1989年以后的欧洲人文思想界(上)

在1989年以前，人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我第一次到欧洲是在1988年，那时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1989年。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会象后来所显示的那样重要。在1988年西方人的心里，1989年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这一年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就象在1988年的中国人心里，1989年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国五四运动的70周年一样。

　　但回过头来看，这一年，以及随后几年的事变，同法国大革命的联系确实很密切。这不仅是因为人们用来描述这些事变的关键词 --“革命”-- 几乎是从法国大革命得到它的定义的，而且是因为人们用来理解这些事变及其后果的那些角度、那些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场革命：法国大革命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进行的被认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革命；它是被启蒙了的“社会”用暴力手段推翻专制“国家”、寻求解放、正义和合乎理性的革命；在它的基础上，出现了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宪法（作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和同样更加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与此相应，1989年以来的欧洲思想界中以下问题占据中心地位：现代世界中的民族认同问题（以及与此相连的，现代社会中的种族、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问题），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及其限度的问题，市民社会和国家、经济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由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启蒙”、“现代性”、“合理性”和“乌托邦”等等。这些问题在1989年以前都已经出现1，但1989年以后这些问题变得格外醒目，格外触目。

　　一. 第三种政治？--难分“左”“右”的“认同政治”

　　今年五月一日，挪威西部城市卑尔根照例是异常热闹。连着几周下雨，这一天却天气格外晴朗。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在这个人口才二十多万的城市，举行一年一度的抗议性的集会和游行。上午十一点，集会在市中心广场开始。集会之后，大家高唱《国际歌》，开始进行主题为“Nei Til EU" 的游行。“Nei”意思是“不”，“EU”代表“欧洲联盟”。这批高唱《国际歌》的人，却反对挪威加入EU这个欧洲范围、至少是西欧范围的国际联盟。

　　当然，我们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主义：《国际歌》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同于欧洲联盟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用德国诗人兼作家埃曾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话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现“国际主义”的不是工人，而是各国的资本家和唯技术论者2。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没有建成一个世界性社会，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却具有了象关贸总协定这样的世界性经贸组织和全球空运网络和全球无线通讯网络这样的世界性技术组织。在欧洲，资本主义的西欧各国的经济一体化成了政治一体化的有力杠杆。

　　但反对欧洲联盟的并不只是那些高唱《国际歌》的人。唱着摇滚乐、乡村歌曲反对加入EU的也大有人在。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高唱法西斯党歌的新法西斯分子。即使是那些唱《国际歌》的人，他们的矛头也不仅对着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家，而且也或多或少对着那些来自东部和南方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对立，同是否主张“国际主义”，至少在西方，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联系。

　　1. “认同政治”与“利益政治”和“共同性政治”

　　在欧洲联盟问题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与人们的利益相关的。许多人是出于特定的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来决定是否赞成加入欧洲联盟的。这可以叫做“利益政治”的一种表现：决定人们对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的是各自的利益。但对许多人来说，欧洲联盟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利益”。比如对挪威渔民来说，加入欧洲联盟不仅意味着他们赖以谋生的渔业将受到严重打击，而且意味着他们作为渔民的传统生存方式将难以维持。若纯粹就经济收入而言，挪威政府和欧洲联盟是不难为陷入困境、甚至绝境的挪威渔民提供补偿的--他们或许还能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但最重要的不是“生活水平”（living standard), 而是“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而生活质量是同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就整个欧洲而言，在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种种理由中，不仅有对于自由贸易、多边协定、外来移民等等对西欧各国、特别是其中有些国家的不利影响的担忧，而且有一些其它的担忧。比如对于对跨国界行政权力的担忧，对难以维持本国文化传统和文化产业的担忧。一些有自己明显认同的、或在过去时代曾地位显赫的省份、州邦，如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法国的科西加（Corsica），德国的巴伐利亚（Bavaria）等，则不甘心在同一个欧洲联邦之中地位下移一层，屈居于一些在人口、面积、历史上的地位等等都不及它们的国家之下.3 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认同”，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利益”。英国首相John Major在1992年的英国保守党大会上把这一点说得最明白--他对保守党内反对政府加入欧洲联盟立场的人保证：“ 我永远也不会、哪怕是赴汤蹈火也不会让我们独一无二的英国认同消失在一个联邦制的欧洲之中。”4

　　所谓“认同”（identity），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人格的统一性和持续性，或一个人所认同（identify）、所选择的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它也可以从个人引申到团体，因而不仅有“个人认同”，而且有“集体认同”。“认同”和“利益”之间常常难以区分，因为大量集团是利益集团：人们之所以认同一个集体常常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而分享一集体认同的人们也往往会因此而具有共同的利益：同一集体认同的分担者会成为同一命运的分担者，前南斯拉夫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广义的“利益”（interest）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而且包括精神旨趣，因而往往也与“认同”难分彼此。但如果我们把“利益”理解为同某人“得到什么”的问题有关，把“认同”理解为同某人“是什么”的问题有关，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清楚的：人们往往可以在事关“利益”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但很难在事关“认同”的问题上达成妥协。我少打几条鱼你可以给我补贴，甚至我也可以作些让步，少一些消费，但我若从此便无法过我所珍视的渔民的生活，我就不再是“我”，而成“你”或“他”了。我少拿几块钱的工资或许只意味着我不能上餐馆，或者不能送孩子上钢琴班，但我和我的孩子若不能保持我们的宗教信仰则或许意味着我们将不能上天堂。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方式以其它各种形式表现的，甚至包括以性别、肤色和年龄和性行为倾向为符号的个人和集体认同，会驱使人们去做那些在冷静的、只能读懂“利益的语言”的观察者看来几乎疯狂的事情。当代许多问题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　　但“认同”和“利益”之间的差别只是理解所谓“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一个角度。另一个重要角度是“认同”（identity ）和“共同性”（commonality)的差别。理解“认同”这个概念的麻烦之处之一是它的意思其实不仅是“认同”，而且是“认异”：强调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认同政治”和“共同性政治”同样不以“得到什么”的问题、而以“是什么”（或“要成为什么”）的问题为重点。造成法国大革命的动力中固然有面包，但不仅仅是面包。但法国大革命代表的启蒙事业所强调的是分享、是共同人性、是普遍主义，用中国思想家康有为的话来说，是拆除各种各样横亘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人群之间的“界”。重要的是人们所共同的，而不是人们所特有的；重要的是不让这些特有的东西妨碍了实现那些共有的东西。但这个“启蒙的事业”在现代西方社会却受到了种种严峻的挑战。普遍主义似乎过时了。相对主义、特殊主义、情境主义成了时髦。在以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共同性”本来就只是一个神话，是一个具有压迫性的神话。启蒙运动把“解放”同“普遍性”相连其实是一个错误，甚至是一个用词矛盾。

　　2. 从“认同政治”到“种族政治”

　　这种既区别于“利益政治”，又区别于“共同性政治”的“认同政治”，可以成为当代左右两翼思想家的共同出发点。从60年代以来，它首先是左派论坛的主调之一。60年代西方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等，也可以看作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它们的目标是摆脱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无形的控制，是为黑人争取和白人同等的权利，为女人争取和男人同等的权利。相比之下，作为社会边缘集团的学生的造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而黑人和女人的斗争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黑人的斗争很容易变成黑人的斗争，女人的斗争也很容易变成女人的斗争，尽管在黑人的权利和黑人的权利之间，在女人的权利和女人的权利之间，有着微妙但重要的区别：前者涉及的是每个个人，不管具有什么认同，都普遍具有的人权和民权，而后者则涉及某一集团、或具有某一特定认同的个人的特定的权利。简单点说，区别在于把重点放在被认为具有普遍人性的个人，还是放在被认为具有不同认同的集团。很快，对区别于白种男人的非主流认同的捍卫，鼓励和推动了对其它非常规认同的捍卫，比如在种族、语言、宗教方面的少数群体（minorities）的认同，甚至在性伴选择方面的少数群体（同性恋者）的认同的捍卫。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实际的社会政治领域，而且影响了学术界。根据一位学者对美国情况的分析，那些在60年代积极从事实际的“认同政治”的“新左派”成员，在70年代和80年代陆续进入学术界，并成为学术界的主导力量：“妇女研究和黑人研究的创始人们，不管属于老左派还是新左派，那时都是有普遍主义的基础的。但那些后来加入的、出生于50年代早期和后期的研究人员，却没有这样一种基础。当他们于70年代初进入校园时，认同政治已经成了常规。” “各种社会主体的大量出现是全社会的现象，但学术界的势头最强。在这里，在黑人研究和种族研究中，在妇女研究中，在男子同性恋和女子同性恋团体中，每个运动都可以感受到对以团体为基础的认同的欢欣鼓舞。各家都认为有一个独特的世界要去赢得--其办法如下：首先，确定这个团体一直是被压迫的、不让讲话的；然后，发掘被埋没的著作和搜寻各种反抗的形式；最后，设法从这些被迫沉默的团体的视角出发对社会、文学和历史作重新思考，以搞清楚如果以前被排斥的人现在被接纳了，这个团体，甚至整个世界，会看上去如何。由于认同政治的要求在大学远比在别处容易实现，便出现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少数群体的斗争。”5 在这些斗争中，原先被认为捍卫少数贵族、精英特权的保守派或右翼却使用以前更多是同左派相连的“普遍主义”的语言：标准、成绩、理性、个人权利、超政治的德性等等。这位学者说的虽然是美国的情况，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欧洲。事实上，欧洲的思想家，如刚才提到的法国哲学家福柯等人，向美国学术界上述意义上的“认同政治”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理论依据（但目前在北美比较有影响的与自由主义者进行论战的所谓“共同体主义者”，则主要是当地的哲学家）。同样，在欧洲的学术界，对“认同政治”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不仅有大量的这类研究机构，而且每年都有大量这方面的著作问世。比如，在英国著名的出版社Routledge的1994年的“传媒和文化研究”类书目中，这类新书的比例高得惊人。在13个栏目中，有两个分别是“性和文化”和“女子同性恋和男子同性恋的研究”。在其它11个栏目中，也有不少象《俄国的青年及其文化》、《移居，文化和认同》和《放弃欧洲中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传媒》这样的书籍。在今年四月创刊的欧美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理论刊物《星座》（Constellation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上，刊登了英国女学者斐利普斯（Anne Phillips）的论文“应付区别”（Dealing with Difference）。根据预告，这份刊物今年的另外两期（此刊一年出版3期）的主题分别为“心理分析、自主性和性”，和“民主和认同”。我读博士学位的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一位在我之前通过答辩的博士生的论文也属于这类：用法国17世纪哲学家笛卡尔的哲学与法国当代结构主义哲学家拉康的哲学相结合来讨论一个典型的“认同政治”的问题：性的认同。6 另外，欧洲不少大学近年来人文学科扩展较大：机构、教师尤其是学生的人数有明显的增加，这当然有各种原因，如年轻人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因而大量人员改求职为求学）、大学经费紧缺（与其它学科相比，同样的预算可用于招收更多的人文学科的学生）等，而其中肯定包括这样一个因素：社会上现在有更多人更感兴趣于象历史、语言、民俗、文学艺术、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样一些同人们的认同关系密切的学科。之所以在失业率那么高的情况下（一般都在10%以上，有的国家在20%以上，还不包括那些半失业状态下的人）仍然有那么多人选择象历史、哲学这样似乎属于劳动力市场上长线产品的专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好几年的情况来看，各种专业的毕业生--哪怕是公认为非常适合市场需要的一些专业--将来也都会有求职难的问题，所以许多年轻人在选择专业时干脆把个人兴趣放在首位，而这兴趣是同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的。

　　但是，在西方，尤其在1989年以后的欧洲，“认同政治”也可以是同右翼相连的。在这里“左”、“右”之分的标准颇难确定。人们通常把倾向于改变现状的观点叫做“左翼的”，而把倾向于维持现状的观点叫做“右翼的”。但现在这一个标准显然不够，因为在许多公认而且自认的“新保守主义者”和“新右派”看来，现在的西方社会也需要改变，而左派，尤其是那些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其重要任务之一却是为现状辩护。所以在这里更确切的说法不是对于现状的态度，而是对过去的态度：要不要回到过去，如何评价二十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但光是对过去的态度也不足以区别“左”“右”：在新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不仅欧洲的现在，而且欧洲的过去，都需要抛弃。所以，要对“认同政治”作价值评判，还需要引入另一个标准，即看所强调的认同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大致上可以把主张摆脱压迫、争取解放的“认同政治”叫做“左翼”的，而把倾向于压迫具有其它认同的群体的“认同政治”叫做“右翼”的。当然，在这里情况往往也复杂得很，比如一个被较大民族压迫的较小民族在取得独立以后、甚至在取得独立之前，就有可能同时成为其境内更小民族或群体的压迫者。这又一次证明所谓“认同政治”是难分“左”“右”的。为叙述方便，我们暂且把那种主张回到过去的“认同政治”和激烈排斥异己的“认同政治”称为“右翼的”。

　　这种右翼的“认同政治”在实际政治领域的表现在1989年以后的欧洲极为突出。“认同政治”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是所谓“种族政治”（ethnic politics)7，即把种族认同当作处理公共事务、尤其是种族间关系的最重要出发点，而右翼的“认同政治”的最典型表现则是1989年以后泛滥于欧洲、尤其是东（中）欧的形形色色的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德国新法西斯分子多次袭击外来移民，意大利公开打出法西斯旗号的政党成为执政联盟的一员，俄国的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Wolfovich Zhirinovsky）的政党虽然号称“自由民主党”，却以极端民族主义向欧美的自由民主国家连连发出挑战、甚至威胁，并因此而大博选民的欢心。当然，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前南斯拉夫几个共和国之间、几个种族之间的连年血战。

　　就思想界的状况而言，右翼的“认同政治”没有那样极端的表现。种族主义及其背后的极端反理性主义、原教旨主义在西方的思想界知识界没有什么市场。被指控同实际的“认同政治”、“种族政治”有直接而且密切联系的最有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大概要数原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主要人物之一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c）了。从1990年到1992年11月，马尔科维奇担任塞尔维亚执政的社会党的副主席，这个党的主席是被一些国际组织列入战犯名单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但马尔科维奇直到现在仍然说他坚持他一直主张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和人权。马尔科维奇和他的“实践派”同事曾因这些立场而在60、7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赢得广泛的荣誉，但现在这个学派已经完全分裂，马尔科维奇本人则和他认同的塞尔维亚一样，成了欧美知识分子的众矢之的。对此马尔科维奇提供的一部分解释是：在现在所有的东欧国家中，目前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是民主社会主义将在未来的几年中检验其生命力的唯一地区，而这触怒了一些人。8 相对而言，在整个80年代不仅活跃于政界，而且活跃于思想界的新保守主义，以及90年代初以来影响颇大的英国学者格雷（John Gray）的所谓“后自由主义”，或许与“认同政治”的关系近些。它一方面象新自由主义那样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象传统的保守主义那样推崇西方特有的文化传统。因此，它一方面在西欧内部主张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共同体（家庭、市民社会和民族），另一方面又告诫正努力“加入欧洲”的东欧人（从地理甚至心理上说，那些国家的许多人更愿意自称为“中欧人”）：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东（中）欧的国家认同西欧，尤其是现在的西欧，既不可行，亦非可取。9

　　总的来说，1989年以来的欧洲思想界与“认同政治”关系最密切的不是哪个知识分子在理论上为它，尤其是其种种极端的、也可以说丑恶的表现，进行辩护和论证，而是“认同”、“民族主义”这些问题引起了欧洲知识分子（包括以前对它们重视不够的学派、尤其是左翼学者）的普遍重视。　　3. 对东欧“种族政治”的说明与理解

　　首先是东欧变化提出的问题：“认同政治”的典型表现即“种族政治”为什么在东欧各国实行了那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其原则是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以后，突然以那么大的势头表现出来？

　　历史因素是许多学者注意的焦点。在这些国家，民族主义即使在共产党时代也没有被根除，而只是被压抑了。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倾向于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原则，东欧各国的政权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象1989年以后一分为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存在则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列强协议）。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双重考虑使得民族主义的任何表示在过去的年代都不允许出现。但另一方面，在东欧各国，又存在着大量以语言、文化和持久的独特认同感而彼此区别的群体，它们对融入一个超越各特殊认同的多民族多种族国家一直存在着抵触。这样，在东欧四十年的共产党时代中政治抗议同民族主义便很容易合为一体。当事变以政治抗议的形式出现时，昔日的种族活动分子便很容易成为政治活动分子，并进而在大转折之后从抗议运动的领袖变成政治舞台的主角。10 与此同时，以前的各种民族认同符号，从旧日的国名、国旗、国歌、首都甚至城市名字，到早就被废黜的王族，都可以引起新的浓厚的兴趣。11 可以想见，东欧民族主义浪潮形成的历史因素、尤其是同前四十年有关的历史因素，是象Vaclav Havel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强调的是重点--Havel是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1989年以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捷克与斯洛伐克分离以后，则是现在的捷克共和国的总统。在1993年4月在美国作的一次讲演中，Havel对造成东欧民族主义浪潮的因素作了如下分析。首先，原先的政权把一套统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强加于全社会，现在这套东西随着这种政权一起崩溃了，但人民不可能一夜之间接受并消化一种新的结构，一种符合文明社会和民主的基本原则的结构。在由此而出现的空虚和困惑这个肥沃土壤上，可以滋生各种各样的极端主义、寻找替罪羊的心理和认同一个团体（不管是社会团体还是种族团体）的需要。第二，作为对以前政权取消一切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反应，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自然的要求”，要求注意自己，要求强调自己的独一无二性和同别人的区别。“这种更新和强调自己的认同、自己的独一无二性的欲望，也是许多新国家之出现的一个原因。哪些从未有过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民族感到一种我们可以理解的想体验独立的要求。在别的民族得到机会几十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他们现在得到了机会，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12 第三，以前的政权“使历史，连同一切自然的发展，都终止了”，从而这些国家无法象西方民主国家那样有几十年时间来建立一个市民社会、建立各种国际一体的结构，并学会和平的国际共存、合作的艺术。13 过去被压而不露的矛盾现在都一起爆发出来了。

　　对有些学者来说，现实因素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那些“后共产主义”政权的成就，尤其在经济领域，令人失望。旧制度给人们的好处取消了，新制度却无法兑现它向人们许诺的新的好处。生活条件每况愈下的国民于是便把不满发泄在外人身上。在这方面波兰是一个典型。波兰团结工会政府采纳的改革经济的“休克疗法”陷入严重困境。这不仅导致了一连串政府的下台，而且为那些有种族主义背景的政党增加了大量选票。甚至连波兰的“后共产主义的”左派，据说也运用各种“极端主义的”、“蛊惑人心的”口号14。本该开明一些的波兰知识分子，据说也默认甚至发表在这个国家有悠久历史但多年未闻的公开的反犹言论。15 奇怪的是这些种族冲突的气氛却是在波兰这个前东欧各国中（除了东德之外）“唯一不存在少数民族问题的后共产主义国家”里造成的。16 在一定情况下，“认同政治”似乎可以成为“利益政治”的替代品。即使没有一个，也有必要造出一个来--这大概就是所谓“没有犹太人的反犹主义”的由来。在1993作于布达佩斯的一次讲演中，英国目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最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豪布士邦（Eric Hobsbawn），对这一点作了较深入的讨论。豪布士邦承认1989年以前的东欧制度的种种缺陷，但同时指出，在达到某一点之前，与1918年这个地区君主制度垮台以后的任何别的东西相比，这种制度都更有助于这个“落后的欧洲”赶上“先进欧洲”的现代化努力。1989年以后，这个地区的人们争相模仿西方，模仿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但结果并不妙。“所以，总的来说，中欧和东欧的各民族将继续生活在过去曾失望、大概对现在也基本上失望、对未来则感到没有把握的国家里。”17 豪布士邦强调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人们将找人来替自己受过，替自己的失败和不安受过。最有可能从这种心态得益的运动和意识形态，将不是（至少在我们这一代）那些想回到某种版本的1989年以前的日子的运动和意识形态。从中得益的更有可能的是那些热衷于排外仇外的民族主义和不宽容的运动。最方便的事情总是责备外人。”18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豪布士邦尤其指出要注意在这个地区出现的一股编造历史的热潮：“就象罂粟是海洛英吸食者的原料一样，历史是民族主义的、或种族的、或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原料。‘过去’是这些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因素，也许是它们的最基本因素。如果没有合适的过去，它总是有可能被杜撰出来的。事实上，就事情的本性而言，通常并没有什么完全合适的过去，因为这些意识形态说是要为之辩护的那些东西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从历史学上讲只是新的现象。”19 正是这些“杜撰”和“神话”，在目前的东欧和中欧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今天的许多群体的人们是用种族、宗教、过去和现在的国界来定义自己的，他们想通过认同政治而在这个不确定的、动摇着的世界上找到确定性--‘我们与别人不同，并且比别人好些’。” 20

　　除了以上因素以外，欧洲学者们认为这个地区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前苏联集团内各国的经济联系取消了，却没有及时代之以新的国际经济联系；原以为西欧各国会对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大开其门，后来却发现这些国家或者是有些言不由衷、或者是有些力不从心，在加入欧洲联盟、加入北约等问题上设置了重重障碍。意识形态上向西方的靠拢在利益和认同方面都没有带来所期望的接近：经济援助相当有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东欧国家仍被当作“东欧国家”--在有些西方人眼里，甚至仍然应当承认俄国对东欧的特殊地位。这种情况“迫使东欧人把他们的种族共同体放在首位。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政治生存将取决于巩固内部共识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各种国际联系。”21 另外，不少学者还指出在东欧许多丑恶现象背后的这样一个心理因素：过去被禁而现在允许的一切，仅仅因为过去被禁而现在允许，就有其吸引人之处：“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可以被看作是那些基本上是自由的制度的正常结果，这些制度允许个人和团体表达他们的恐惧和失望，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应付这些不安。可以想见，那些要求历来彼此不和的人们之间‘以礼相待’的政府的崩溃，意味着长期压而未露的偏见的突然暴发。对许多人来说，人种和种族诽谤，就象黄色淫秽东西一样，简直成了刚找到的自由的表现。”22

　　东欧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法律上的开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东西在西欧的社会心理上的开禁。1989年前后西欧对东欧的影响人们谈论得比较多了，但实际上，至少在1989年以后，东欧对西欧的影响也不小。在这方面德国的情况是一个典型。东德，作为一个冷战时期的东欧国家，在1989年突然发生两场巨变。欧洲知识分子喜欢用当时东德示威者的两句口号来概括这两场事变。示威者的第一句口号是“Wir sind das Volk！”（译成英文为“We are the people！” 中文意思是“我们是人民！”)；第二句口号是“Wir　sind eines Volk!”（译成英文是“We are one people!”中文意思是“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第一句口号象征着示威者以人民的名义对政府的抗议；但只对“Volk”（既可以译成“人民”，也可以译成“民族”，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前面的冠词）前面的冠词作小小的变动，事变的重点在短短三个星期之内就从争取实行西德的政治制度，变成争取实现同西德的民族统一：“民主运动”变成了“民族运动”。在德国社会学家舍夫纳（Hans-Georg Soeffner）看来，这个变化，同时也是同“Volk”这个有争议的德语词相联系的那部分德国传统死灰复燃的过程。由于德国近代区别于英、法等欧洲民族的发展过程，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从一开始就是与浪漫主义传统，而不是同启蒙运动传统相联系的，是同文化、血统，而不是同立宪民主相联系的。意味着文化、血统共同体的“Volk”一词，于是在德国便历来有意无意地被当做“Nation”一词的同义词。在纳粹时期，“Volk”一词的种族主义色彩浓得无以复加。战后，情况有了根本转变。到了70年代，用“Volk”来代替“Nation”的倾向，在西德基本得到了克服。但东德的事变带来了新的发展。1989年莱比锡示威者使用这个词，本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多亏了莱比锡示威者，‘Volk’这个词从1989年以来似乎赢得了一种敬意。使用这个词的示威者们所代表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公民--起初，不代表别的。在社会主义的卵翼之下，前GDR似乎保存了某种国际主义，也就是他们说的国际团结......”。23 但另一方面，“Volk”一词的重新走运也泽及与之相连的民族记忆。舍夫纳描述道：“1989年年底，西德的两家主要的公共电视台（ARD和ZDF）在报道统一的场面和帝国战旗的最初亮相。...... 示威者中有些人群用不同的语调相继高呼：‘We are the People’（我们是人民），‘We are one People’（我们是一个民族），‘We are the People’（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民族）。”24 这种情绪，加上对统一以后经济水平提高的期望未能如愿以偿（对东部来说）和对统一的代价估计不足（对西部来说），造成了（尤其在年轻人中）严重的排外气氛和一系列针对外国移民的暴力行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说：“顷刻之间，以前曾是禁忌的东西现在可以说了。由此便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甚至在西德，不仅出现了仇外情绪和反犹主义，而且，年轻人觉得他们成了沉默的多数的代言人。我当然确信他们表达的并不是多数人的观点。但尽管如此，气氛确实已经变了。”25

　　4. 对西欧“种族政治”的说明与理解

　　重新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排外情绪的浪潮，是1989年以后的欧洲思想界极其重视的又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哈贝马斯是一个典型。哈贝马斯承认从社会调查结果来看德国人的排外情绪并不比法国人和英国人更严重。但他作为德国人所承担的德意志民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体责任”，使他格外警惕民族主义在德国的再度泛滥。这使他对民族主义的两个要求--民族统一和民族自决--在德意志的表现，都持怀疑态度。象西德的其他左派一样，在50年代时他曾经反对阿登纳的亲美的外交政策。但后来他多次表示，阿登纳是对的。要使得这个出现过象纳粹那样可怕的现象的民族真正记取历史教训，要让民主制度在一个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民族扎下根来，对民族自决（结束法律上的盟军占领状态，恢复德国完全主权）和民族统一（西德和东德合为一体）的要求要慎重对待。无论是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作为一个德国人，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都是非常有争议的。在80年代，哈贝马斯与一些德国历史学家进行论战，反对他们借口斯大林的罪行并不亚于希特勒的来减轻希特勒德国的历史责任、复活民族主义。直到1989年夏天，德国统一的要求已经明确提出、后来事实上很快实现了，哈贝马斯仍反对在当时情况下实现统一。对此哈贝马斯在1993年年底与波兰的米希尼克（Adam Michnik）的对话中解释道：“关于德国的民族意识，我们决不能忘记个事实：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民族意识在德国所起的作用不同于在波兰所起的作用，而且将仍然如此。在一百五十年中，民族意识确保了波兰人的民族认同，尽管他们未能独立。但在德国，民族意识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只在1848年以前起进步作用。普鲁士毕竟从来就没有在全民族范围内运作过。但卑斯麦的帝国充分利用了民族主义，并且从19世纪90年代起，用它造成了不少破坏。相反，在1945年以后，德国之所以有可能第一次建立起差强人意的民主制度，仅仅是因为那时民族主义丧失了信誉。”26 针对那种主张以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认同基础的民族主义，和以及后来在两德统一时表现出来的所谓“德国马克的民族主义”，哈贝马斯极力主张所谓“立宪的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主张把全民族（或全联邦）所认同的宪法、以这宪法为基础的立宪民主制，以及相应的政治文化，而不是以语言、人种、文化传统等等作为爱国主义的基础。根据他的观点，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应该是可以自愿选择和自我反思的；集体的层次越高，认同的基础就越普遍、越抽象。瑞士和美国的例子表明，即使是一个由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组成的联邦，也可以成功地形成超越但包容这些因素的集体认同。27

　　尽管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在1989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但1989年以后的三件大事成了德意志民族及其思想家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认同的最重要的历史性机缘：德国统一（这已经成为现实）、欧洲联盟（这在西欧的大部分国家之间已成为现实）、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因而德国在地理政治上所属的中欧地区已没有超级大国势力）。这种情况为哈贝马斯阐述他的“立宪爱国主义”提供了新的背景。哈贝马斯不再反对已成为现实的德国统一，但比以前更强调要把德国统一的过程与欧洲统一的过程衔接起来：在过去四十多年间成功地把西德纳入西方的过程之后，现在更有必要把统一后的德国纳入进一步的欧洲统一进程，从而使德国进一步“西方化”而不是“中欧化”。但与以前相比，哈贝马斯对集体认同的问题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他也更加重视集体认同中的比较特殊的成分（如其中不同共同体的价值观点、生活方式等等）。他仍然认为全国范围内（全联邦范围内）的集体认同是一种“法的共同体”（legal community），但在1989年后出版的一些论著中，他强调“法的共同体”既不象“伦理的共同体”那样纯粹以共同的“伦理生活”和价值观念作为其认同的基础，也不象“道德的共同体”那样只承认普遍主义的现代道德原则。他强调，现代法律体系实际上是对道德问题（即什么是“正义”的问题）、伦理问题（即什么是“好”的问题）和实用问题（即什么是“有效率”的问题）加以综合考虑的结果。这样，哈贝马斯一方面论证了在同一个法的共同体即立宪民主国家中，不同的伦理生活共同体可以在同一个其核心为普遍主义原则的现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普遍主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必须落脚于特殊主义的认同之上：人永远不仅仅是人，同时也是某某人，或某某团体（社区、种族、民族和国家）的人。这样，实质上哈贝马斯在这里不仅强调普遍性、包容性，而且承认特殊性、排他性。在当代西方哲学界进行的“共同体主义”（或译社团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进行的争论中，哈贝马斯设法建立一种中介立场：既不象“共同体主义”和“共和主义”那样偏重“认同政治”和特定伦理生活共同体的传统价值，也不象“普遍主义”和“自由主义”那样偏重“利益政治”和以现代市场经济为模式的普遍主义。

　　5. “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1989年以后的“认同政治”、尤其是“种族政治”在欧洲的强劲势头，也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上的遗产，提供了新的背景。有些学者看来，“在卡尔 . 马克思讨论的所有历史现象中，他对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出现的考察是最不令人满意的。”28 因此，有必要根据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而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29

　　在“走向一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一文的作者阿维纳日（Shlomo　Avineri）看来，马克思从来没有对民族主义作系统论述。从他许多零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民族和民族主义前后有两种“范式”：在1848年以前，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前现代现象”，在1848年以后，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相对于在第一种范式中，民族主义在第二种范式中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还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肯定。对民族主义的这种工具主义进路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居主流地位。但问题的症结也正在这里：忽视了民族主义以及民族的文化向度的内在价值。正因为这，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的分析极难对具体的民族主义运动作出评价。在阿维纳日看来，与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如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相比，倒是斯大林对民族的理解（至少在理论上）较多地肯定了民族的文化向度，尽管斯大林的苏联的民族政策本身是一个巨大灾难。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阿维纳日提出发掘和重新认识一些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传统。除了斯大林以外，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是赫斯（Moses Hess）：“赫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接近于马志尼（Mazzini）的思路，认为民族是形成团结（solidarity）的实验室，是人类得到教育从而行为举止不自私自利、学会为了共同体的利他性而超越自己个人利益而的支点。赫斯还把民族共同体看做是一个中介性的要素，从而引进了一个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向度，而这个向度，奇怪得很，在马克思那里却付之阙如--对马克思来说，中介仅仅集中于在普遍层次上的阶级团结--很难说是黑格尔主义对中介的理解所要求的那种具体性。”30 第二是象鲍纳（Otto Bauer）和雷纳（Karl Renner）这样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设法在当时奥匈帝国内德语民族的霸权主义和其他较小民族的仇视外族的民族主义之间找到中项：“保持旧的帝国，但把它从一个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霸权结构变成一个个民族和文化集团的联邦--一个真正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其中各民族不是彼此压迫，而是在一个多元主义的结构中彼此共存。”31 第三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阿罗索洛夫（Chaim Arlosoroff）。阿罗索洛夫在一份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小册子中分析了为什么1914年夏社会党国际未能国际主义的阶级团结，认为责任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抽象的国际主义虽然一再强调要献身于超越国界的国际团结，却未能扎根于制度和行为方式的具体媒介之中。结果是，工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找不到对他们有关其文化和遗产的具体意识的反应--因而，他们寻往别处。在回顾了这些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传统之后，阿维纳日把马克思主义同其宿敌--经典的自由主义作了比较：他们虽然一个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一个把重点放在自由市场，却都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的继承人，因而都难以感受和承认那些无法归在纯粹的普遍的标准之下的历史实体的的合法性。但他也认为，承认这种合法性并不意味着用特殊主义代替普遍主义：“民族主义同特殊相关，但这种特殊可以--就象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被交织进普遍领域。它是人类交往的一种方式，或许是最强有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它直接同语言相关，而现代交往正把它更深地扎根在人类的具体意识之中。”32

注释：
1. 关于如何从当代欧洲思潮的角度理解1989年以及随后的事变，我已经在“‘新’与‘后’的时代 -- 1968年以来的欧洲思潮”一文中有所涉及，见冯绍雷等著：《剧变中的欧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上海，pp.91-146。本文的目的是集中讨论这些事变以后欧洲思想家们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和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
2.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Ways of Walking: A Postscript to Utopia", in After the Fall --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edited by Robin Blackburn, Verso, Londong/New York, 1991，p.22.
3. See William Rees-Mogg: "The Challenge of the other Europe", in The Times, April 2nd,1994.
4。转引自Linda Colley: "Identity Parade",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5 Feburary 1993, p.7.
5。Todd Gitlin: "The Rise of ’Identity Politics’ - An Examination and a Critique", in Dissent, Spring 1993, p.176.
6。对认同问题的敏感甚至可以从欧美学者们对人称代词的使用中看出，至少在笔者比较熟悉的英语中。原先，泛指的第三人称单数一般用阳性的“he”或“him”来表示。后来，在女权主义者的抗议下，泛指的第三人称单数一般都是阳性（he, him或herself）和阴性（she, her 或herself）同时使用（如"he or she",s/he, him/herself,等等）。在近来的一些论著中，我发现作者们（一般是男性作者）大概是嫌两个代词并用太麻烦，干脆只用阴性的“she”、“her”和“herself"。
7。见Stephen R. Bowers: "Ethnic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in Conflict Studies, No, 248,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and Terrorism, February 1992, UK
8. See Mihailo Markovic’s reply to Joseph H. Carens,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uly 16, 1993, p. 15.
9。见英国"后自由主义者”John Gray在1993年出版的两部专著：Beyond the New Right: Markets, government and the common environment,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Post-libe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Thought,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10。见Stephen R. Bowers: "Ethnic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in Conflict Studies, No, 248.。pp. 3-4, p.18。
11.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克罗地亚，在那里除了国名、国旗等之外，街道的名字在1989年以后也被大量更改，一些以抵抗法西斯英雄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现在居然被代之以同法西斯有牵连的人的名字。See Slavenka Drakulie: "Nazis Among us",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27, 1993, p. 21.
12. 又见Vaclav Havel: "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27,, 1993, p. 8.
13. 同上, 第4页。
14。Abraham Brumberg: "Polish Intellectuals and Anti-Semitism: Mostly, It’s an Unhappy Record", in Dissend, Winter 1991, p. 72-77.
15。见波兰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现在为波兰最大的日报Gazeta Wyhorcza 的主编 Adam Michnik和德国著名哲学家Jurgen Habermas的谈话："Overcome the Past", in New Left Review, No. 203, January/February, 1994, p. 5.
16。见上引二文，分别为第72页和第5页。　
17. Eric Hobsbawn: "The New Threat to History",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6, 1993, p. 62.
18. 同上。
19. 同上，第63页。
20. 同上，第64页。
21。S。R。Bowers, p. 5.
22。同上。
23。Hans-Goerg Soeffner: "Germany--Once Again ’Belated Nation’?", in Transaction, Social Science and Modern Society, Volume 31, No. 2, January/February 1994, p. 40.
24。同上，第47页。
25。Michnik and Habermas, p. 5.
26。同上，第4页。
27。 Jurgen 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Praxis International, Aril 1992, p. 7.
28. Shlomo Avineri: "Toward a Social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Dissent, Fall, 1990, p. 447。
29。同上。
30。同上，第454页。
31。同上，第455页。
32。同上，第457页。

　　二. 第三条道路？--欧洲大陆的“资”、“社”之争

　　东德1989年示威人群给历史留下的戏剧性镜头不仅仅是上节讲的用“Volk” 一词作的语言游戏，也不仅仅是与之相伴随的国旗游戏（游行的人们先是高举完整的民主德国国旗，后来是打着挖掉了国徽图案的民德国旗，最后挥舞是联邦德国的国旗）。同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个镜头：游行队伍中的人们挥舞着钞票--当然，是西德马克的钞票。以“资本主义的”西德马克为基础的两个德国的货币统一，是整个德国统一过程的十分重要的一环。这为所谓“德国马克的爱国主义”作了注解，也表明了1989年以及随后几年来的东欧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市场化、资本主义化。百事可乐公司当时做的一则电视广告可作为89年变化的多重性质的一个象征：德国统一，它的参加者痛饮百事可乐。

　　1. “第三条道路行不通”

　　东欧的剧变正好发生于西方、包括西欧的保守主义潮流高涨（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80年代的末尾。1 这个时间上的对应（大概不能完全叫做巧合），对剧变以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走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这些国家来说，“重新加入欧洲”的最实质方面是尽快达到西部阔邻们拥有的国民收入水平。而80年代末期的西方舆论、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界告诉东欧新伙伴的便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抛弃计划经济之后，而抛弃了计划经济以后，唯一的选择是自由市场经济--不存在“第三条道路”。著名的德裔英国社会学家兼社会活动家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在1989年的第二年发表的《东欧革命反思》的小册子中虽然用了不少篇幅谈了区别于“纯粹教科书资本主义”的德国战后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a social market economy），却用了同样多的篇幅反对“第三条道路”的概念。2 当然，也有一些西欧人（包括北欧人）向东欧人（或中欧人）明确推荐“第三条道路”或“北欧道路”，如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在著名的左翼杂志《Praxis Interna-tional》上的文章和一位瑞士作者自由派报纸《Neue Zurcher Zeitung》上的文章，但他们在这样做时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反潮流。3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泡特（Richard Portes）在谈到主张指令性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时所说：“它不是一个对手。从1956年以来在匈牙利和别的国家实行自由化的种种尝试一点效果也没有。你或许会反对这种观点，说那些不再适用的东西曾经是有很好的理由的，但这没用。人们干脆就不想要它。”4

　　确实，对有些东欧国家来说，1989年以前他们也是在探索介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这方面匈牙利是一个典型。在东欧集团国家中，匈牙利在经济改革起步较早、成就较大的国家。然而，即使象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匈牙利经济改革的筹划者之一的科奈尔（Janos Kornai），在1989年以后、甚至早在1989年以前，也明确宣布：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第三条道路走不通。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就表示他以前相信有可能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是幼稚的。5 在1989年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他一再强调这个观点。6 在1989年以来的欧洲思想界，科奈尔以“过来人”身份对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第三条道路”的抨击，不仅在东欧，而且在西欧，都发生了广泛影响。

　　科奈尔的观点在西欧保守派思想家中受到热烈欢迎。英国的格雷（John Gray）在1989年以后大力主张他的“后自由主义”观点，其核心是“市场自由主义”（market liberalism)和“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所谓”市场自由主义“是指这样的主张：“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最好是在承认财产私有和契约自由的政权下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各种建制内进行”；而所谓“有限政府”则是指这样一种形式的政府，它的职能“限于设置市场资本主义的的框架”（包括一个稳定的市场秩序所要求的在分配和文化方面的前提）。7 格雷用这种观点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人的观点相对抗，指出后者必须重视“那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在这些国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市场社会主义’没有什么是可加以辩护的、可加以实现的。”8 然后格雷引用了一长段科奈尔批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朗格（Oskar Lange）的话，并说：“必须指出，科奈尔的深刻批判不仅适用于朗格所主张的集中化的市场社会主义，而且适用于目前在西方流行的互相竞争的工人合作社。出于同那些使朗格的模式站不住脚的相类似的原因，这后一种市场社会主义也是不稳定、不可行的。就象南斯拉夫的例子已经表明了的，自治的工人合作社是回避风险的；它们倾向于慢慢地消耗资本，而不是投资于技术发明；它们制造结构性失业，因为它们不愿接受新员工；它们也免不了陷于为争夺国家投资银行的资金而进行的政治性竞争。”9

　　2. 关于“瑞典模式”的争论--第一种“第三条道路”

　　在这种气氛之下，许多人心目中的“第三条道路”的典型--所谓“瑞典模式”，成了新一轮争论的焦点。西方右翼和保守派政党常常把避免“瑞典化”当作其竞选纲领或竞选修辞学的一部分。许多学者著书撰文把瑞典所代表的欧洲社会民主派力量的困境与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挫折相提并论。与此同时，瑞典的高工资、高福利和充分就业政策不仅在西欧，而且在东欧，也受到了频繁的指责。比如波兰前工业部长西里兹基（Tadeusz Syryjczyk）说：“任何想回到福利国家或建设一个福利国家的希望都是空想。要波兰有资本实行瑞典模式，需要许多年的时间，而实行这个模式已经导致了个人和家庭责任的下降，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0 这就是说，波兰之所以不能实行瑞典模式一是因为波兰的情况与瑞典的太不一样，二是因为这个模式本身就有内在缺陷。更广一点说，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之所以不能向瑞典学习，不仅是因为这些国家不象瑞典那样早就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且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是因为这个模式在它的本土，也已经问题成堆。

　　对瑞典模式的批评不仅仅来自象波兰这样明显右转的国家和英国这样的保守派势力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思想界历来都比较强大的国家，而且来自瑞典本身。因为这里确实问题成堆。高福利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好多人觉得过了头的好事也就转向了反面。用一位计算机销售代理人的说法，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是这样一批人，“他们会仅仅因为两年前两个骑车人从桥上摔下河淹死了而要求你骑自行车时必须穿救生衣。”一名瑞典左翼社会学家用他的经历来说明过度福利的滑稽效果：“我和我妻子刚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去同一位儿科护士进行了一次面谈。那是标准的程序的一部分。我们，带着我们的婴儿，确实非常高兴地到了那里。然后那护士便开始向我们介绍如何防止虐待孩子。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我们外出了几个星期。我们回来以后，发现在应答机上录下了那护士的好几条留言。我想她是担心我们对孩子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事有些好玩，但我想有些人觉得总有一个理智得难以忍受的兄长在盯着他们。”这种仁慈的家长主义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许多人来说或许还只是一个不那么严重的方面。另一个、或许更严重的方面，是这种高福利所需要的财力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优惠的福利，更不用说为支持这种福利而对企业家的征收的高额赋税，还妨碍了持续地提供优惠福利所需要的资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妇女若离婚的话，她得到的家庭津贴、住房补贴等等将远远超过她作为一个结了婚同时又工作的妇女所挣的钱。从80年代以来，瑞典，象同样实行高度福利国家政策的其它北欧国家一样（由于石油，挪威的情况稍好些），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10年以前，瑞典的失业率是1.5%，现在达到10%左右，再加上4%的人虽有工作，但无事可做。GNP连年下降，两位数的财政赤字高居不下。1992年，60年来的第一届右翼政府上台（社会民主党在1976年和1979年的选举中也失利，但那时取而代之的是不那么保守的中派党和自由党）。用首相比尔特（Carl Bildt）的话来说，他的政府的任务是“使瑞典现代化，为［加入］欧洲作准备”。11 “现代化”、“欧洲化”这些本来更应该出现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词，一时间在瑞典这个发达工业国家成了时髦。12 与第三世界不同的是，在瑞典，左派被认为是“保守派”而不是“现代派”。据说，瑞典多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所谓“瑞典模式”已经破产：他们现在争论的不是这模式是不是破产，而是这破产是如何发生的。根据一种解释，过去近20年间经济形势的变化已经使得这个模式变得过时了；根据另一种解释，瑞典社会民主党自己在80年代违反了这个模式的一些重要“规则”，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个模式的破坏。13

　　对于为数仍然不是很少的“瑞典模式”的辩护者来说，要争论的也不是这个模式有没有问题，而是这些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个模式的设计者之一的梅德纳（Rudolf Meidner）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这个模式没有破产--尽管你们那些报纸是这么说的。但它确实正受到攻击。它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14 梅德纳对这个模式的困境是这样解释的：“旧的以团结为重的工资政策覆盖了大批工人。它依赖于大规模生产。现在现在生产较为分散化和个体化了。人们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团结，但新的工作组织和新的技术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另一个危险是雇主联合会撤出了［瑞典劳资双方多年来形成惯例的］集中谈判。这意味着工会失去了它们的对方或对手。当然过去雇主也并不真心接受这个制度，但那时LO［瑞典工会联合会］有足够力量是他们参加谈判。”15 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虽然以批评“瑞典模式”而闻名，但并不反对这个模式的指导思想：把效率和平等结合起来。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向主要来自东、中欧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个演讲，在其中他说：“看来有可能把传统的‘自由主义’模式同相当规模的收入再分配规划、社会保障体系和对家庭的福利国家服务结合起来--直到某一点为止。当然，困难的、引起争议的是这一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并且如何防止...越过这一点。我个人的解释是，如果在整个公共部分的支出低于GNP的40%、甚至50%，包括相当GNP15%到20%的‘公共消费’，瑞典就不会出现这些严重的问题。我建议任何国家都不要超过这些数值，甚至大概也不要接近这些数值。”16

　　波兰学者科瓦利克（T. Kowalik）也属于在总体上肯定瑞典模式的同时又承认其问题的人之列。在他看来，对瑞典模式作合情合理的评价，必须承认那些弱点和缺陷确实存在，不是仅仅由这个模式的批评者们编造出来的的。除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瑞典模式的问题之外，他还承认这个模式还可以从别的方面加以批评：科层制度的过度增长，权力的傲慢，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层的“国家化”，等等。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弱点和缺陷与其说是这个模式本身的，不如说是实行这个模式的方式的。17 他认为，波兰要做的并不是让波兰人享受象瑞典人享受那样优惠的福利待遇，而是从瑞典福利国家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学习如何解决目前波兰（或许也包括其它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重要的不是瑞典所实行的具体政策，而是瑞典形成这些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历史经验。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瑞典模式”，而是“瑞典道路”。

　　在科瓦利克写这篇主张向瑞典学习的文章的1993年下半年，东欧、尤其是波兰的情况与1989年以后的前几年已大不相同：几年来的经历，人们对西方经济顾问所推荐的大刀阔斧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所谓“休克疗法”，已疑虑重重。没过多少时间，把东欧当作一个千载难逢的宏观经济学实验室的西方经济学家和各领域研究的专家们，发现东欧人看他们的目光变了：更多的是埋怨的目光而不是期待的目光。尽管为他们的辩护（或他们的自我辩护）也不少：有的说经济改革就是一个艰巨的工程，老百姓吃几年苦是理所当然；有的说西方经济顾问们并不都是极端的自由市场派；有的则说，讲别的没用，东欧人只听得进他们愿意听的！”18 不管怎么样，在1989年过去几年之后，东欧人的态度是变了。用科瓦利克的话来说：“时下在波兰人们到处都感到我们不仅正处于经济危机的中心，而且已到了一个决定系统性变化的基本方向的关键时刻。几乎不可能打开报纸而不看到这样的标题：‘绝路’，‘恶性循环’，‘死胡同’，‘改革的坏天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死胡同的最根本原因前两年不顾日益严重的公众反对而实施的‘休克疗法’所带来的经济崩溃。最近数月中，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公开表示，多数人口反对改革，反对正在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政治精英们正在违背多数人的意志的情况下实施改革计划。”19 在这位波兰学者看来，如果把波兰正在发生的系统性变化的民主性质看做是最中心的价值的话，根本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达成一种社会契约来走出目前的困境？在他看来，瑞典对波兰的重要性就在于，瑞典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许多协定，这些协定加起来构成为一种存在了几十之久的社会契约。”20 这些协定中最重要的是两个。第一个是1933年在社会民主党和农业党之间达成的一个，其种种特征被人们用“人民之家”的口号加以概括。第二个是1938年在最强大的工会联合会（LO）和最强大的雇主组织（SAF）之间达成的“基本协定”（Basic Agreement)，其核心是建立一个劳动市场议事会并规定一整套规则，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经营者和工人双方的争端。80年代这两个协定崩溃了，但即使瑞典的“资产阶级”政府也象其社会民主党前任一样，把这两个协定所要达到的充分就业作为自己的。目前瑞典经济的困境，科瓦利克认为，不能由瑞典模式的基本精神--民主计划而不是自由市场--来负责，因为在其它国家、在不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如美国，经济也相当不景气。对波兰人来说，是从从瑞典的经验中得出一下结论。首先，最广泛的社会参与：不仅帮助最贫困的群体，而且建立真正的工业民主，尤其是让人民参与社会和政治建制的创造，而不是让那些政治精英一手包办。第二，适中的平等主义：抛弃那种认为平等与效率不可两立的观点，缩小不平等的尺度。第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应在劳动力市场、在较小程度上也在资本市场上实施积极主动的政策。第四，根据瑞典对财产进行（有限的）社会化的概念，或更广一些，根据把所有权看做是一连串的功能的理论，对经济进行“非国家化”，让既非国有亦非私有的财产形式，如合作社和工人所有的公司，发挥更大的作用。2004-1-7 13:22:54 [英语格言] Beggars cannot be choosers.饥不择食。qualen

（续前）1989年以后的欧洲人文思想界　　3. “市场社会主义”和其它--探索别的“第三条道路”

　　科瓦利克在这里实际上是想把北欧社会民主党的社会经济观点和主要流行于英、法等国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尽管他的重点是前者，因为他所推崇的瑞典模式正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实际上我们有不止一种“第三条道路”。这第二种“第三条道路”即“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即是前面提到的科尔纳所批评的朗格。在朗格于本世纪30年代系统地阐述这个观念以来，“市场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不少尝试。80年代西方保守派势力的复兴使“市场社会主义”处境艰难，1989年“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转折，对它更如同雪上加霜。但市场社会主义者仍设法在新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其首要理由是：西欧北美的自由市场经济虽不象苏联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那样病入膏肓，但它也同样弊端重重，为什么不能探索新的社会经济模式呢？在一篇发表于1992年年初的文章中，威斯考普夫（Thomas E.Weisskopf）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作了概括，并逐条回答了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提出的10个难题。他写道：“市场社会主义设法实现平等、民主和团结这些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而同时又保持经济效率。它建议用以下方式做到这一点：保存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市场，取代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至少对大部分经济部门的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的企业，市场社会主义提倡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权；而这些社会拥有的企业又要在全国政府计划的调节--反不是被它所取代--的市场经济之中运作。21”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的关系，威斯考普夫作了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和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人都追求上面讲的那些社会主义目标，但他们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不同。市场社会主义者主张把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公民和工人的共同体，而社会民主党人则主张采取政府政策措施去约束资本主义所有者的行为，去加强其它市场参与者的力量。市场社会主义者历来对社会民主党人不把矛头对准资本主义权能的源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相当不满，但现在，威斯考普夫说，经过多年来的改进，特别是由于前东欧国家有限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经验，市场社会主义者在生产资料所有权方面，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以及在收入分配方面，都比以前更接近于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承认私有权的更大范围的作用，承认政府对公有企业和工人企业的以赢利为导向的自主经营的管理和约束，尤其是承认既要使收入差别不至于过大，又要使收入同经营情况挂钩。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人的进路是一种“事后补救”的进路：用税收和补贴等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团结等目标，而市场社会主义的进路则是一种“未雨绸缪”的进路：用所有制形式上的变化来确保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前者相比，后者在两个方面有优越性。一方面，由于税收、补贴的格局远远比财产权要来得容易扭转，所以社会民主党人的进路更容易受政治性挑战的损害。另一方面，维持拥有财产的资本家阶级，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之下仍有一个人数虽少却相当强大的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不断地向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挑战。22

　　总的来说，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多于它的实践，社会民主主义则虽然理论和实践都很丰富，它的理论却至少受到了它的实践在近十来年的相当程度的失败的连累。于是，有人就设法另找出路：一方面重视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非自由市场成分（凯恩斯主义成分），另一方面把眼光投向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来年中经济相当成功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我们可以把这叫做第三个版本的“第三条道路”。在“‘休克疗法’的幻觉--西方经济学家和东欧各国经济”一文的作者帕克（Richard Parker）看来，向东欧推荐“休克疗法”的西方经济顾问们是一些本本主义者。他们建议按照教科书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定义来重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但结果他们仍然解决不了如何在不先造成资本家阶级、不先造成强大的消费需求的情况下建成资本主义的问题。其实即使在凯恩斯主义备受攻击的目前，西方“第一世界”（这是这个词在“冷战”以后出现于欧洲的一个新用法，不仅指美国--而不再指苏联--而且指整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各国经济中政府都仍然起相当大作用。至于东亚的经验则更表明，经济发展可以是系统地违反现代经济发展的教科书规则的结果。帕克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这个杂志通常被认为是自由贸易和最低限度政府作用的直言不讳的提倡者--在1991年11月的一期中对东亚经验的概括：“第一，市场不必是完全自由的。第二，相对较平均的分配和相对较低的税收对工人有动力作用。第三，比较利益的最大源泉是教育良好的工人。第四，国家行为的重点应当是经济发展，其含义不是政府向处境较差的人们提供的福利支出，而是产出的增长，生产效率，尤其是国际竞争力。第五，不坚信市场和财产私有是不可能有快速增长的。”23 帕克还把实行“休克疗法”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尼加、牙买加等国与东亚的情况相比较，指出这些国家接受休克疗法师的建议也没有产生太好的结果。因此，帕克建议，东欧国家不要受经济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采取实用的态度，主要采纳东亚的经验，同时学习西方的经验。前面提到的格雷（John Gray）在评论一本当代哲学读物时，也批评其编者无视东亚为稳定和持久的共同体之需要而约束市场建制的活动机制的经验。24

　　除了社会民主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东亚经验加凯恩斯主义这三个版本的“第三条道路”之外，我们或许还可以谈论一下第四个版本的“第三条道路”。这个版本主要是基于哲学和社会学的考虑提出来的；根据这个版本，市场经济的核心--经济合理性--应当予以尊重，但在活动范围上必须加以限制。这里又有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下，经济合理性的范围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领域：商品生产、交换和流通领域；在经济领域，必须承认既与文化相分化，又与政治（或国家行政权力）相分化的市场经济在社会进化上有超过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苏联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的优越性。在经济领域本身，指导原则是盈利、效率和成功，而正义、团结、关怀等原则和价值只能通过福利国家的事后调节来体现。这种观点与前面所说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比较接近，但不仅在更大程度上承认市场的自主性和市场经济相对于行政控制的经济的优越性，而且特别强调国家行政权不能藉“驯服”市场经济之口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作大规模渗透，正象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不能成为日常生活的市场化、货币化的理由一样。哈贝马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为此不少其它左翼作者，如英国的基恩（John Keane），批评他对资本主义经济作了过多的让步。基恩主张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同“工作地点的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加以限制，25 而哈贝马斯则不仅多次强调经济与行政分化的重要性，而且一再对许多西欧左翼知识分子十分热衷的“经济民主”或“工作地点的民主” 表示怀疑。基恩的观点可归在前面讲的“市场社会主义”一类。法国左翼思想家高兹（Andre Gorz）属于这里讲的第四种版本的“第三道路”的又一种情况。高兹虽然因为象哈贝马斯一样忽视“工作地点的民主”而受到基恩的指责，但对限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的经济合理性不象哈贝马斯那样仅仅采取“防守性”的态度，而持一种可以说是进攻性的”立场。重要的不仅是不让经济合理性对现有的“生活世界”进行“殖民化”，而且是指出经济合理性适用的范围本身正在大大缩小。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不仅是原来意义上的“劳动”概念不象以前那么重要了，而且“就业”（employment）的意义也发生了重大转折。所以，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不仅要重视就业者除了其职业身份以外的身份或角色（如公民、消费者、租赁者等等），而且要重视人数越来越多的失业和半失业者--所谓“后工业无产阶级（其总和在90年代接近劳动力的50%）。为此高兹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他认为失业和半事业的劳动力对于现代经济并不是没有积极作用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作用就象现代企业中对设备进行保养、维修和准备对付可能发生（虽然事实上或许从未发生）的事故的技术人员一样。这些技术上和安全上必需的后备人员尽管在大部分上班时间都闲着，但理所当然地领取工资。基于同样理由，失业和半失业的劳动力也应当得到报酬。对每一个工人，阶段性失业应当成为一种权利，而不象现在那样仅仅是一种命运。对就业者来说，弹性工作制之类的应在考虑之列。从全社会来说，应当大幅度削减工作时间（大部分西欧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工会已确定工人每周工作30小时和类似大学教师享受的休假年制度为奋斗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旨在扩大摆脱了经济计算和固有的经济必然性的领域。同时高兹又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被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外的一种选择的经济所取代。”26 他接着写道：“迄今为止，除了资本主义的管理科学之外，不存在别的管理科学。问题仅仅是在多大程度上经济合理性的标准应当从属于公司之内和公司之间的其它类型的合理性。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目标是尽可能大的效率，这种效率是以每个单位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所获得的盈余’来衡量的。社会主义必须被看做是将资本主义合理性限制在一个民主地设计的框架之中，这个框架必须服务于以民主方式确定的目标，而且，当然也应当反映在对公司之内的经济合理性的限制上。”27 但问题是这两者如何统一：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不仅在经济领域之外、而且在经济领域之内--在公司之间和公司之内--限制这种合理性。高兹说不能让实行他的方案的公司无帐可算、无利可赢。但如果有的企业采取他的方案，有的则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为此他提出通过在整个欧共体范围内征收间接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且不说这在欧共体之内是否可行；就算在欧共体之内可行，也有一个欧共体与非欧共体国家的竞争的问题。高兹的方案太具乌托邦色彩，也缺点全球性考虑。但对于1989年以后的许多左翼学者来说，要解决目前的许多国际性、全球性问题，需要的正是某种形式的乌托邦。我们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将讨论这个问题。

注释：
1. 见上面提到的笔者关于1968年以来欧洲思潮的概述。
2. Ralf Dahrendorf: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urope--In a Letter intended to have been sent to a gentleman in Warsaw, 1990, Chatto & Windus, 1990, 分别见第86-91页和第53-61页。
3。See Gunnar Skirbekk："The World Reconsidered. A brief Aggiornamento for Leftist Intellectuals", in Praxis International, Vol. 10, No. 3/4, Oct. 1990-Jan. 1991
4. Quoted in Huw Richards: "Out of deep shock", in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May 7, 1993, p. 48.
5. J. Kornai: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4), December 1986, referred to in, among other articles, Pat Deine’s "Economi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ume 20 Number 2, May 1991.
6.J. Kornai: The Road to Free Economy, W.W. Norton & Co., New York, 1990;　"The Affinity Between Ownership Forms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e Common Experience of Reform in Socialist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1 (1990)
7. John Gray: Beyond the New Right: Markets, government and the common environment, p. 43.
8. 同上，第44页。
9. 同上。
10. 引自Tadeuz Kowalik: "Can Poland Afford the Swedish Model?" in Dissent, Winter 1993, p. 88.
11. The Economist 杂志特约记者文章：”Farewell, welfare", 刊于1993年10月23日出版的该刊上，第46页。
12. Joanan Barkan: "End of the ’Swedish Model’?", in Dissent, Spring 1992, p. 192。
13. 同上，第196页。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引自Tadeuz Kowalik: "Can Poland Afford the Swedish Model?" in Dissent, Winter 1993, 第89页。
17. 同上。
18. See Huw Richards: "Out of deep shock", in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May 7, 1993, p. 48; Martin Holmes: "Hidden and Old Hands", in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November 19, 1993.
19. 同上。
20. 同上，第90页。
21. Thomas E. Weisskopf: "Challenges to Market Socialism: A Response to Critics", in Dissent, Spring 1992, p. 250.
22. 同上，第258页。
23.Richard Parker:"Delusions of ’Shock Therapy’", in Dissent, Winter 1993, p. 76.
24. See John Gray: "Why the Owl Flies Late--The inadequacies of academic liberalism", in The Times Literature Supplement, October 15, 1993, p. 11.
25. See John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Verso, London/New York, 1988, p. 86、87。
26. Andre Gorz: "The New Agenda", in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edited by Robin Blackburn, Verso, London/New York, 1991, p. 296.
27.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