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中国典范”不是一个层次的关怀。崛起是现象性的，有外显性与特定时间性；由相关的一些整体硬性指标，主要是经济指标来衡量，如国民经济总产值，国防军力预算等；而典范是深一层的合理的制度安排体现出来的特殊优势，有内在的综合价值考量与长远性。崛起具有外在感受性而典范具有内在认同性。真正的崛起不能没有典范性，而真正的典范才称得上崛起。目前中国学术界所追求的“主体性”应该与“典范”关怀有关系。这种关怀有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问题的重心是这种关怀怎么来的，它的历史脉络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而且问题的核心为什么仅与西方文明纠缠？什么是中国的主体性或学术主体性？建构新的中国典范的条件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恐怕不能只停留在观念层面，还需对大量实证经验进行的辨析。
一，典范性问题
在诸多典范中，我想谈谈欧洲的崛起-毁灭-重建-成为某种典范的经验。十八、十九世纪纷纷崛起的欧洲国家在崛起后迅速走向相互残杀的自毁之路……战后，西欧人在苟延残喘中开始重新学习共存的方式，渐渐建立了一个令美国人都羡慕的福利欧洲生活模式……今天欧洲人设定了的欧洲统一的新目标，希望超越他们历史上拼命追求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去推动一个有相对统一价值与理念的新欧洲，却做得举步为艰，问题重重……欧洲这个例子至少告诉我们一点：典范性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
二，中国文明失范与西学的建构
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在自身文明范式的去势状况下，不得不接受西方文明的范式来进入一个与古代“天下观”不同的世界……开始建构自己关于西方与世界的知识。这个建构过程的第一阶段可以分辩出三个层次：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技术西学，以立宪、新政与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的制度西学，以及以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为旗帜的文化西学。
三，西学与中国学术的主体性
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针对的是哪一类的“西学”传统？是不是应当先搞清对象再展开辩论？我个人的立场是，现代世界的去西方化本身就是以某种西方化为前提的。中国典范的重新建立也不能不考虑这一前提。
四，什么是中国学术的主体性？
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可以理解为中国学术界针对西方学术范式主导地位根据中国经验建立起来的某种学术自觉性与批判反思空间。如果是这样的话，西方学术范式就依然是这种自觉与批判反思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照对象。而且还有必要加入其他的参照系。
五，中国梦应当是人类梦
仅仅将西方当成对手去超克西方是建不成中国典范的，妄想找回没有经过西方文明“染指”过的古代中国典范也缺乏可行性与创意。中国典范的建立首先要超克的是狭隘的中国情结，要将对“中国梦”的追求转化成“人类梦”的追求，在西方现代典范的不足方面为人类未来的梦想与生活方式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与智慧。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人的视阈就不能只有西方和自己，还应当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