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晚近代時期”最近在学术界引起新的注意。最大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它的过渡性特色。从甲午至五四的时期代表了一个正在脱开传统思想的制约,而新的文化语境——也就是五四以后西方学术权威一面倒的现象——又没有确立的一个复杂的局面。在这个时代的各种更新的活动里,语文,文字,文学占的地位相当大,而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一个贯穿着这个时代的语文运动,那就是白話运动,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把语文简单化的运动。
那个时候中国面临一个西方列强带来的空前挑战,而适应这个危机的措施包括各种动员老百姓的办法。为了达到动员平民的目标,改良派的相当一部分人把缩短精英和平民的思想,语文距离当作迫切任务。晚清以来呼叫用白话文的主要动机就在此。
到了上世纪20年代，多半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白话的呼唤，而原则上白话文即变成了中国主流语文。不过就因为大多数人的认可,白话运动的反面沒受到它应受到的探讨。我这次的报告是要重新考虑甲午到五四之间的白话运动,而注重该运动的代价；那些代价包括妨碍文化连续性而损害着用中国本位思想发挥理论论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