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
从“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可以看出：第一，救国建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科学救国、革命救国，还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乃至“科教兴国”，仅仅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某一个方面而已。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能忽略其他方面。第二，当过分强调某一方面，往往会造成口头上的“宣传”效果，并不能对其本身的正常发展有促进作用。当“科学救国”成为社会思潮，作为一个宣传的口号时，其社会影响可能很大，但从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口号并没有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带来多大的积极作用，反而是认识到科学的本来面目后，中国近代各门科学的发展才有长足的进步，在后来的“抗战建国”中，已有相当基础的中国科学实实在在对“救国”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第三，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大多历史时期，学术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展现其本来的面目。